4月26日晚，墨尔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彼得·辛格做客大家讲坛，谈极度贫困、富裕者的义务及“过分要求论”（Extreme poverty, affluence, and the overdemandingness objection）。报告会由山东大学团委、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哲社学院院长刘杰教授主持报告会，哲社学院陈晓旭副教授担任翻译。

彼得·辛格教授首先解释了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定义，即指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基本需要的状况。根据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消费1.5美元作为可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最低标准，世界上约有10亿人口在贫困线之下。彼得·辛格教授表示，贫困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贫困问题带来的诸多隐患，如没有充足的食物、缺少安全的饮用水、没办法负担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等，也最终导致了极度贫困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不足50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们的预期寿命77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出数据：每年死于完全可以避免的疾病或者不卫生的饮食和饮用水的孩子约有八百万。种种现状足以引起我们对极度贫困问题的重视。

彼得·辛格教授认为富裕者在满足了基本需要及为未来作准备的需求后，仍旧花费大量金钱用于购买奢侈品或其他非必须的地方，而任由贫困者因可避免的原因而死亡，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为使同学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富人非必须的奢侈，他列举了花费两亿多美元购买私人游艇的Paul Allen、花费约两千万美元只为太空遨游10天的Anousheh Ansari等极度富裕的例子。作为论证的开始，彼得·辛格教授以一个小故事——在会损失自己最心爱的鞋子的情况下，是否应救助溺水的孩子——作为论证的前提，推理得出概括的结论：在不牺牲道德重要性的前提下，若有能力阻止坏的事情发生，则有义务这么做。譬如通过个人捐赠等方式救助一部分处于极度贫困的人们。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们都会选择救助故事中溺水的孩子，而现实中很少会有人捐助贫困人口这种现象，彼得·辛格教授给出了心理上的一些解释。第一，问题缺乏显著性，需求不明确，例如被提供拥有贫困者姓名、照片等详细性描述材料的人们明显比只被提供贫困者统计数量等概括性描述材料的人们捐款的数量多；第二，没有明确到个体价值，由于人们都了解自己没有力量解决所有问题，所以经常将目光关注在不能被帮助的人身上，认为自己的帮助是无用的；第三，责任分担，人们普遍认为，即便没有自己，也会有他人帮忙，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第四，公平感，当其他人，尤其是比自己富有的人没有赠予时，人们会由于内心的不公平感而选择拒绝给予；第五，地方狭隘主义，人们通常只对距离自己比较近的人的行为有反应。

彼得·辛格教授提到人们对信息反应有两种反应机制：情感机制和逻辑机制。情感机制由于把现实用感性的、具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易导致人们的立刻行动。而逻辑机制则是将现实用抽象的符号或统计数据表现出来，易导致行动的延迟。人们对极度贫困的人们缺乏必要的、积极的救助措施也有部分原因源于与他们缺乏具体的个体化的联系。

在道德伦理方面，彼得·辛格教授主要论证了救助极度贫困者的道德要求的高度，他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有效鼓励人们给予的现实的、适度的道德要求。他认为使用适度的道德要求，虽然个人给予的不多，但相对的，愿意给予的人的数量也更多。总体来看，效果比使用理想的道德要求时少数人的给予更好。此外，彼得·辛格教授还介绍了以其著作命名的网站（http://www.thelifeyoucansave.com/），其上根据个人收入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捐赠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捐赠比例也会相应提高。他提倡公布捐赠者的捐款信息，以激励更多的人帮助贫困人口。

之后的互动问答环节，彼得·辛格教授回答了“怎么保证自己捐助的钱能真正用于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等问题。报告会极大地调用了山大师生关注、爱护极度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文/刘静、赵卢琳 图/张鹏）